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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立潮头闯新路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武汉贡献多
发布日期:2022-06-02 18:12   来源:未知   阅读:

  2001年,武汉江滩建设正式启动。“城市、江滩、堤防三位一体”营造出开放式滨江亲水休闲空间,在提升防洪能力的同时,最大限度还原长江原生态美景。下图:2005年7月建设中的汉口江滩三期。上图:竣工后的汉口江滩三期。

  东湖高新区2001年被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2009年被批准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6年国家存储器基地落户在此。光谷正在从中国光谷迈向世界光谷。下图:2001年的光谷广场。上图:2020年的光谷广场。

  如今的汉正街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正在成为一个文化传承与时代创新融合的时尚创意商业街区。

  ■ 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

  ■ 改革开放是党和人民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

  改革开放新时期,在中国领导下,“敢为人先”的武汉人勇于开新局、闯新路,积极首提首创首试,为全国各地改革开放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贡献多个全国“第一”:

  1976年,在武汉邮科院诞生我国第一根光纤,开启了我国光纤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纪元;1979年,武汉在汉正街恢复开放小商品批发市场,率先在全国将个体私营经济推上了中国市场经济舞台;1984年,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格里希在“武柴”上任,武汉在全国较早推行厂长负责制,向世界展示中国对外开放的魄力与决心;1992年11月20日,武商集团上市,“鄂武商”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这家武汉企业书写的“武商资本论”,引领中国商界改革大潮。

  武汉敢为人先的“第一”还有:1981年举办全国第一个技术交易会,1984年在全国成立第一家技术市场,1987年成立我国第一家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全国第一个建立产权交易市场,第一个放开蔬菜价格,率先进行金融体制改革试点、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试点、国有资本营运改革试点……

  作为一座高耸在中国发展史上的界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汉正街借改革开放的春风,以优越的地理条件,恢复开放小商品批发市场,在全国率先将个体私营经济推上中国经济舞台。汉正街个体户平均纳税位居全国之首,一时间成为全国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和改革开放的风向标,被誉为“天下第一街”。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朱延福说:“没有汉正街的体制机制创新,就没有今天中国商业的繁荣。汉正街对改革开放的贡献不亚于安徽‘小岗模式’。”

  五百年前水码头,而今蜚声天下商业街。近日,长江日报记者来到人流如织的汉正街,已不见昔日商户依道而兴的景象,取而代之的是高楼鳞次栉比;商家也不再沿街叫卖,而是转战到网络直播。汉正街定位时尚创意商业街区,正逐步向国际化发展。

  改革之初,人们的认识还停留在市场经济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议上,一部分待业青年、社会闲散人员为了糊口,开始在汉正街这条百年老街上摆起了小摊。

  这一现象引起了武汉市委市政府的关注。1979年9月,市政府同意在汉正街率先试点发展个体经济,鼓励个体工商户到汉正街经营小商品。这年年底,共有103户个体户在汉正街合法经营。

  “改革开放是天时,汉正街就是地利。我的命运和改革开放、汉正街紧紧关联。”汉正街第一位“万元户”、“盲侠”郑举选,是这103名个体商户之一。当年39岁的他以15元起家,在汉正街卖针头线脑。在他手上,国营工厂积压的打火石成了销往农村的爆款商品。

  1982年8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汉正街小商品市场的经验值得重视》。社论指出,总结汉正街的经验非常重要。当年10月,国家工商总局在汉正街召开第一次全国小商品市场现场会。1984年,汉正街小商品市场发展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贸易中心。

  小商小贩不是倒买倒卖,社会主义也有市场。在汉正街的引领作用下,义乌小商品城、沈阳五爱、石家庄南三条等小商品市场如雨后春笋。海量小商品犹如无数条鲇鱼,激活了个体私营经济的一池春水,推动了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历史进程。

  1983年,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教授李崇淮提出“两通起飞”构想。他建议,武汉应以流通、交通为突破,内联华中,外通海洋,打造商业、金融、旅游、科技、贸易等多功能经济中心。这份战略构想,引起武汉市委市政府乃至国务院高度重视。

  1984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武汉成为全国第一个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省会城市,形同“内地特区”。当年6月,武汉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向国内外敞开城门:“地不分南北,人不分公私,一律欢迎来武汉做生意。”

  2018年12月18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向10名国际友人颁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担任过武汉柴油机厂厂长的威尔纳·格里希是其中之一,他是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

  1983年7月8日,发表《利用外国智力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谈话,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

  一年后,格里希受聘担任武汉柴油机厂厂长。新中国第一位“洋厂长”在武汉走马上任了。不少海外媒体来汉采访,认为“中国居然将一个国有企业交给洋人管理”,从中看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魄力与决心。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推开之前,大城市的一些国有企业,仍在吃着国家的“大锅饭”。针对工厂的积弊,格里希连砍“三斧头”:第一斧砍向涣散的劳动纪律,每天厂长应第一个到厂,车间主任应第一个到车间,工厂里懒洋洋的情景消失了。第二斧砍向混乱的管理方式,从厂长到管理干部都要深入车间,解决生产问题,不能坐办公室瞎指挥。第三斧砍向关系网,将安置“关系户”的质检科“大换血”,变成高效的管理中枢。

  格里希还提出了“厂长负责制、岗位责任制、产品名牌制”,要求有制度保证产品的质量,有纪律约束员工的行为,有实力冲击市场、占领市场甚至独霸市场。在他看似苛刻的管理下,两年时间,武汉柴油机厂扭亏为盈,产品出口东南亚7个国家,格里希被武柴人称作“质量先生”。

  新中国第一个“洋厂长”为什么会出现在武汉?时任武汉市外办副主任的吕志清曾说:“这和武汉人一贯的‘敢为人先’精神分不开。”武汉在引进人才上的大胆尝试,开了风气之先,全国各城市纷纷效仿,对中国国企改革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

  翻开武汉改革开放史的卷轴,“洋厂长”聘任只算是其间的“一小步”。上世纪80年代初前后,大胆先行先试,众多“第一”在武汉不断涌现:

  1979年,武汉洗衣机厂公开进行“荷花”牌洗衣机配套件全国招标,被誉为新中国“第一标”;

  1981年1月,武汉在国内率先成立科学技术服务公司,8月举办全国第一个技术交易会,首次将技术成果作为商品推向市场,这被作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新形式迅速在全国推广;

  1984年11月,武汉成立全国第一家技术市场,为我国技术市场的开拓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这一系列大胆的尝试,率先推出一批具有开创性、示范性、推广性的改革开放“武汉模式”,其中有多项举措被转化为国家政策,使武汉走在改革开放前列,成为全国改革的风向标。

  1992年1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视察南方,第一站来到武汉。虽只在武昌火车站停留了29分钟,但一番叮嘱吹起了浩荡的改革春风,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今天,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78年的385元人民币跃升为超过1万美元。

  “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快就不要慢”“低速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和湖北省、武汉市党政负责人漫步月台交谈,他针对姓“社”姓“资”问题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等著名论断,谆谆告诫要加快各项改革的步伐。

  这次视察南方发表的谈话,是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的深刻总结,是对长期以来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的科学回答,是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东方风来满眼春。证券、股市,这些东西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的回答是: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感觉“心花怒放”,“一块石头落了地”,这一年,执掌武商集团的毛冬声作出了他商业生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上市。

  1992年11月20日,武商集团股票——“鄂武商”登陆深圳证券交易所,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也是深市第一只异地股票。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社会主义经济学中只有资金和资产,没有“资本”这一概念。毛冬声说:“这是认识上的误区。过去我们总是说,资本是资本家掌握的,是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其实,资本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本钱,让资本最大限度地增值,也是社会主义企业的追求。”

  干则思变,不变不干。武商集团这家武汉企业,屡次引领中国商界改革大潮:1986年在全国率先进行股份制改造;1992年成为中国商业第一股;2006年完成股权分置改革,成为全国第一家同时拥有商业资本、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的大型股份制企业。

  一花引来万花开,“股份热”迅猛席卷全国。此后数年里,武汉仅商业企业就有中百、中南、汉商、六门、武石油等5家公司相继登陆股市。一个城市拥有几家上市商业公司,当时在全国绝无仅有。

  时钟拨回到1976年3月,谁也想不到,一根头发丝般粗细的光纤,可以容纳135亿人同时通话,更令人想不到的是,它竟牵出了时代传奇。当时,在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一个简陋的实验室里,一根用氧气、四氯化硅等原料拉制而成、长度为17米的“玻璃细丝”从科研人员手中缓缓流过。中国第一根光纤就此诞生,开启了我国光纤通信技术和产业发展的新纪元。

  “熔炼车床没有,拉丝机没有,怎么办?搞不到洋的,土法上马——几盘电炉、几只烧瓶、一台废旧车床,这就是当时的光纤拉制核心设备。”“中国光纤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梓森回忆,1973年,他从一本外文杂志获悉,美国一家公司在3年前成功研制出了光导纤维。当时国内信息极为闭塞,国外技术基本无法借鉴,研制光纤全靠自己摸索,但他坚信,美国人能办到的事,中国人也一定能!

  中国第一根光纤诞生地因光而兴,因光而聚。1978年改革开放后,武汉加快光纤通信的研发工作,轰轰烈烈的建设由此展开。烽火科技集团副总裁、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曾说:“中国光通信几乎所有‘第一’的首创均源于这里。”

  承载国家光通信领域“大国重器”的突破使命,“光纤之旅”快速启航:第一根实用化光纤、第一条实用化光纤通信系统工程、第一套密集波分复用系统等相继诞生于此,使我国跻身世界发展光纤通信的第一梯队。

  科技筑牢强国之基,政策助力科技创新。武汉市委市政府坚持改革创新、先行先试,一系列政策举措相继实施。1984年底,“东湖技术密集经济小区规划办公室”获批成立;1988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正式挂牌;1991年5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获批国家级新技术开发区,成为继北京中关村后全国第二个新技术开发区;2001年,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被批准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武汉·中国光谷”应运而生;2009年12月,东湖新技术开发区获批建设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立下“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开发区建设志向。

  “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是光谷响亮的口号。如今,光谷迎来了全新发展阶段,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的光谷科技创新大走廊启动建设,承担起武汉城市圈区域协同发展的引领使命,并且建成国内最大的光纤光缆生产基地、光电器件生产基地、最大的光通信技术研发基地和最大的激光设备生产基地,光纤光缆生产规模全球第一,“中国光谷”正迈向“世界光谷”。

  2007年,中共中央作出部署,“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12个长江中游城市进入试验区,率先在全国探索“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当时世界上还没有“两型社会”的样板城市,武汉被推向建设的最前端,创新解答“国家命题”。

  在生态修复上,引长江、汉江水入湖,给湖泊洗肺,武汉又先行一步。两江四岸江滩建成为公园。城区内的燃煤锅炉、窑炉改烧天然气、液化气,高大烟囱陆续爆破拆除。郊区森林景观整合改造,城区显山透绿、外环线公里三环线绿带工程启动,封山育林、湿地保护,大武汉再现碧水蓝天。

  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本质在进。武汉为国家担当探索使命,靠的就是“第一个吃螃蟹”的进取精神。当我们重温这些昔日辉煌,更激发出勇立潮头的豪情,大武汉正在继续创造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时代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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